“民间”本是一个老词和冷词，且基本上是中性的，有时甚至还带些贬义。但在90年代，“民间”已具有了与以前不尽相同的含义，突出的表现是政治色彩大大加强，并且具有了一种鲜明的褒义。与此同时，也成为思想文化界最热的用语之一，近几年则更是被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。
“民间”的觉醒和凸现，当然意义重大。对此，许多文章已有论述，毋庸我在此赘言。对那些诚实地研究“民间”的人，我也怀有一份敬意。但是，“民间”这个概念，近几年也被一些人运用得过于简单、混乱和宽泛（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“边缘”）。
由于“民间”具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褒义，它有时就被人们当做了一张十分廉价的标签，随意乱贴；有时，又被人们作为一块颇为管用的盾牌，抵挡敌手的刀剑。再狂悖的言行，再愚妄的举止，再粗野的表演，再恶心的自恋，再无耻的自大，再下作的欲望，只要打着“民间”的旗号，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，就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。你要对之稍有微词么，那你就站在了“民间”的对立面，说得明白些，你就是站在了“官方”和“体制”一边，压制“民间”的声音、力量、权利。凭一块“民间”的招牌，就获取了“批判豁免权”。——这与当年的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实在是同一种逻辑。
“民间”本有着确定的内涵。人们在将其作为一个褒义词使用时，也应该有一种“边界意识”。但近些年，越过边界而滥用其褒义的现象却并不鲜见。例如，在文学界，“民间”有时就成了一种最高的价值尺度。一部作品，只要被贴上一张“民间化写作”（或“边缘化叙事”）的标签，就具有了充分的价值，就意味着了不起的“创新”，就预示着广阔的前景。至于语言如何，结构怎样，具有多大的精神深度，是给人很大的艺术享受还是令人难以卒读、昏昏欲睡，都不重要。——这也实在可以说是新一轮的“政治标准第一”和“题材决定论”。
在把“民间”作为与“官方”对立的概念时，人们又常常把“官方”泛化，也就是把一切不合自家脾胃的东西，把一切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，都归入“官方”之列。例如，90年代以来，一些人以捍卫“民间”的名义，对“世俗化”大唱赞歌，各种各样的“犬儒主义”也戴着“民间”的帽子大行其道，同时，道德、理想、神圣、崇高，则被说成是“官方话语”（或“意识形态话语”、“权力话语”）。对“世俗化”只要投以一种警惕的目光，只要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，只要发出一种批判的声音，就成了“民间”的敌人。持这种观点的人，不是在有意地混淆视听，就是对“民间”真正的无知。正如“民间”从来就不缺少“世俗”一样，“民间”也并不必然排斥道德、理想、神圣、崇高。认为“民间”必然与道理、理想、神圣、崇高冰炭不容，是对“民间”的误解，更是对民众的丑化和侮辱。
在把“民间”与“官方”对立时，人们又常常忘记，“民间”也有自己不容违抗的“权力话语”，“民间”也有自己壁垒森严的“体制”，“民间”也有自己君临众生的“权威”。与代表国家权力的“官方”相对的“民间”，自身也有着“官方”与“民间”，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分。所谓江湖帮会，是最“民间”最“边缘”的了。但对此稍有了解者，都应该知道，其“体制”是何等坚固，“体制”中的等级又是何等严明，来自“中心”的命令是何等不容抗拒。按照时下一些人对“民间”与“官方”关系的理解，那“黑社会”便是最典型也最值得称颂的“民间”了。
有人用“藏污纳垢”来形容“民间”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我觉得这个成语用得很准确。“民间”确实有许多宝贵的东西，但“民间”也毕竟有种种污垢。污垢就是污垢。以任何理由对污垢视而不见甚至大加称颂，都是荒谬的。“官方”与“民间”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。然而，把这种对立绝对化、普遍化，以至于用以解释一切问题，成为判断、评价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标准，则实在是一种迷误。
我们曾经有过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的时期。在那个年代，“社会主义”与“资本主义”的对立，是被绝对化、普遍化的。人们既依据此种标准来解释一切问题、判断和评价任何一种具体事物，同时，又很自然地把一切在当时看来是好的东西都归到“社会主义”名下，把一切在当时看来是坏的东西都算到“资本主义”帐上。而今天，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似乎又在“官方”与“民间”的对立中表现出来。从一些人的言论里，不难看出这样一种倾向：“宁要民间的草，不要官方的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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